1972年1月7日下午1点，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实用氢弹“狂飙一号”，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战术氢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意味着中国自主研发的氢弹具有了实战能力。从此，任何一个大国想对中国发起核讹诈，都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的一席话，深刻揭示了两弹一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8天前的1971年12月30日，飞行员杨国祥驾驶强-5甲型战机，首次实施了携带“狂飙一号”实用氢弹的实弹实投试验。但由于挂弹架电路短路，导致核弹未能成功投下，由此发生了我军历史上著名的战机携带氢弹实弹着陆的事件。排除了故障，8天后，杨国祥空投“狂飙一号”实用氢弹成功，验证了强-5甲型战机的设计基本成功、“狂飙一号”的设计同样成功。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大漠狂飙：第一枚实用氢弹爆炸前后》。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可事实上，此时原子弹已经落后了，西方国家研制出了威力更加巨大的氢弹。为了打破西方的核威胁，以于敏为首的科学家们，经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成功解决了大量的理论问题，为氢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1967年6月17日早上，新疆罗布泊地区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新中国第一枚氢弹试爆成功。这颗氢弹威力巨大，TNT当量达到300万吨。消息传出，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然而，因为缺乏合适的运载方式，当时的氢弹没有太高的实战价值。我国首颗氢弹是由轰-6甲型飞机空投后引爆的。在实战中，由于性能原因，轰-6甲型飞机很容易受到敌方防空系统拦截，难以到达敌方核心区域投弹。有了子弹却没有枪，如何化解这种尴尬的局面呢？

1954年2月8日，美国在比基尼岛试验场爆炸了地面上的实验性氢弹装置，直到1956年5月20日，才首次由B-52型轰炸机运载，在比基尼岛上空空投下一颗氢弹。我国科学家提出一次到位试验氢弹的勇气和信心，令人感佩。当时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继续研制小型化、轻量化的弹头；二是寻找更适合实战投掷氢弹的飞机作为发射载具。

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当时我国拥有的轰炸机最大载重量小于10吨，氢弹的设计总重量也必须小于10吨。又比如，原来的飞机没有防范放射性污染的能力，执行这个任务，轰炸机就需要改装，必须防止人员和飞机在投掷氢弹以后，受到放射性的污染。

不久后研制出的“狂飙一号”，是中国首颗实战氢弹。接下来要解决运载飞机的问题。国防科委二机部核工业九院的研究人员最终选定强-5强击机作为投弹载具。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超音速强击机，性能相对较好，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能有效躲避敌方雷达侦测，有较强的突破能力。

为了适配研制中的“狂飙一号”，空军对6架强-5型强击机实施了技术改进：在飞机腹部重新设计了半埋式弹仓，安装了推离式挂弹架，让氢弹半埋式地挂装在飞机上；为氢弹增加了精密特设，包括状态监测设备和伺服系统等；对座舱进行了改装，增加了可以甩投核武器的特种瞄准具和与核弹投放电路交联的座舱电动遮光罩；同时将燃油携带量增加到3715升，以增加飞机航程。改进后，飞机被更名为强-5甲。

一款新型飞机从设计到装备，过程非常复杂，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试飞。飞机确定后，下一步就是寻找试飞飞行员。只有在试飞过程中不断发现缺点并加以改进，才能让飞机运用于实战。但试飞是一项风险极高的工作，一旦出错，很有可能机毁人亡。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的试飞员。在挑选第一批试飞员时，中央提出了三大条件：一、必须具备高度责任感和开拓进取的事业心；二、必须具备沉着、勇敢的心理素质和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三、必须具备丰富的飞行经验和超高的理论水平。

此时，空军方面的首长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人——杨国祥。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杨国祥以拥有过人的飞行本领著称。在1956年的全军大比武活动中，杨国祥曾先后获得空军师、军、军区、全国第一名的成绩。

杨国祥，1929年10月出生在云南玉溪一个彝族贫困家庭，祖祖辈辈都没有读书识字的人。杨国祥的父亲曾到个旧锡矿当过8年包身工，感到不识字在社会上寸步难行，下定决定要让儿子读书。那时附近几个村庄联合建了一所小学，杨国祥每天读书要走十来里路，最后一个村的伙伴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并考入峨山中学念书。峨山中学是一所由地下党领导的学校。杨国祥在这里接触到进步思想，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组建空军部队，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飞行员。云南玉溪军分区在上千名指战员中选出六名符合条件的战士。经过一系列考核和体检，最后只有杨国祥一人合格，被送到牡丹江航校学习飞行。

学习飞行对于杨国祥来说并非易事。当时航校的飞行教练大多是日军投降人员，语言不通。杨国祥只有初中文化，复杂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飞机上各种复杂的仪器表盘，让他感到非常吃力。好在杨国祥天资聪颖，学习又非常刻苦。他经常和日本教官交流，想尽一切办法学习日语，实在弄不懂的就用手势表达。经过11个月的艰苦学习，杨国祥克服了语言沟通上的障碍，掌握了4种机型的飞行技术，成为同期第一个放单飞的学员。

1951年，杨国祥从航校毕业，编入志愿军空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他有个特别的称号叫做“彝族之鹰”。之所以有这个称号，是因为杨国祥1958年曾奉团党委的命令，以自身经历写了一本小说，后来经整理出版，名字就叫《彝族之鹰》。

之前，上级点将已是空军副团长的杨国祥，命令由他带领几名人员组成试飞组，任命他为试飞组组长。在杨国祥的带领下，试飞小组研究查找导致飞机存在问题的原因，并通过试飞验证改进成果。前前后后经历了五年时间，强-5强击机才最终定型投产，装备到空军部队。正是由于杨国祥对强-5强击机的性能了如指掌，并且有丰富的飞行经验，才被认为是参加投掷氢弹的最佳人选。

1970年4月，空军师长宋占元命令杨国祥赶到江西320厂。时任空军工程部外场部部长的张开帙现场通知杨国祥：“党中央、国务院已批准用强-5投掷氢弹。”杨国祥作为投掷氢弹的主飞行员，要与厂里的技术工程人员一起，研究探讨并改进方案。

杨国祥试飞强-5甲型战机十多天后发现，虽然飞机安全性很好，但投弹的准度极差。俯冲式投弹方法虽然能大幅提升投弹准度，却没有足够的撤离时间，无法用于实战。杨国祥根据多年飞行经验，大胆提出“低空、高速、上仰甩投”的方法，即飞机以超低空、大速度飞行，到预定位置后，将机头拉高至45度仰飞，同时将氢弹投出。氢弹受惯性作用再上升一段距离后，划出一道抛物线，飞向目标。飞机投弹后迅速拉高，180度翻转，飞离战场。

杨国祥经过180次试投训练，投掷了150枚模型弹和3枚遥测弹，最终能将着弹点控制在离靶心12米的范围内。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准度。要知道，从飞机上以抛物线方式投弹，哪怕迟一秒或者早一秒都可能出现上百米的偏差。

1970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的汇报。会上，周总理提出几个关键问题：“弹已经挂上飞机，气候忽然起了变化怎么办？”“飞机载弹着陆试验过吗？”“万一弹投不下来怎么办？”“飞机载弹返回机场时，意外发生脱钩怎么办？”

1971年9月8日，周总理召开会议，审查核试验准备情况。会上，周总理再次问：“弹投不掉怎么办？”张开帙用强-5战机模型做了解释：“我们准备了三条投弹路线，除了正常的投弹路线外，还有应急投弹路线、超应急投弹路线，并在推脱装置上安置了两个燃爆管，充分保障把氢弹投下去。”周总理又问：“万一扔不掉怎么办？”张开帙回答：“那就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飞行员在安全的区域跳伞，让飞机连同弹一起摔在安全的投弹区。第二种冒险带弹着陆，要面临两种风险，其一是飞机摔在跑道上，其二是核弹可能掉在跑道上。”

带弹着陆非常危险，别说氢弹，就是平时训练的普通弹也不允许带弹着陆。而且氢弹半埋式挂在飞机腹部，降落时离地面非常低，一旦发生脱离，后果不堪设想。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依靠飞行员的沉稳和技术，做到在跑道上不摔飞机。另外就是增加一个锁死装置，万一在空中投不下核弹，飞行员立即按下锁死按钮，确保着陆时核弹不掉在跑道上。”

周总理点点头，强调：“什么事情都要考虑万一的情况，只要我们都准备好，就不会措手不及。”停了一停，他拧着浓黑的眉头，心情沉重地说：“我这颗心总放不下啊。万一真掉下来，那真是天大的事，后果不堪设想！等于自己给自己投了一颗核弹，那是对人民的犯罪啊！”他沉思了片刻，一字一句地说：“投不掉，你们兜也要给我兜回来！”

12月17日，周恩来总理同意了这次核试验的各项安排。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党中央、国务院下达命令：12月30日下午13点为核试验的“零时”，也就是核弹爆炸的时间。

1971年12月30日这天，核试验基地马兰机场晴空万里，一架崭新的强-5甲型战机，静静地在跑道上待命。核工业九院科研人员将“狂飙一号”拉到了临时机库，由空军军械人员挂载到飞机上。11点40分，杨国祥到达机场，再次仔细检查战机的仪表和发动机运转情况，确认一切正常。这时，核工业九院副院长陈能宽把打开氢弹第一道保险的钥匙交给他：“请主飞行员打开保险。”杨国祥笑着说：“还是请陈副院长亲自打开吧。”陈能宽点了点头，蹲在飞机腹部，小心谨慎地打开了保险。在场的领导一一上前和杨国祥握手，祝福他：“杨团长，祝你成功！”

当天，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与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杨焕民在马兰机场坐镇指挥；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白斌、政委廖鼎琳在核试验厂区主持这次核试验；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担任马兰机场空军指挥所指挥；师长宋占元担任投弹飞机飞行员的塔台指挥员。周总理虽然没有亲自到场，却对这次核试验十分关注，始终在办公室等着电话传来的消息。

12点20分，随着宋占元命令“2178，起飞”，杨国祥启动发动机，强-5战机升空，爬到3000米高度，随后又逐渐下降到500米，将速度增大到900公里，朝罗布泊核试验场飞去。12点45分，战机到达投弹圈外50公里上空，杨国祥打开第二道保险；在距离目标20公里时，他打开第三道保险。这时前方指挥员王定烈的语音响起：“2178，投弹一定要对准目标，不要紧张”，杨国祥自信地回答：“2178，明白！”

飞临靶标上空时，杨国祥打开了核弹的第四道保险，准备随时投掷。飞到离靶标9公里处，指挥部发出投弹命令。杨国祥果断拉起驾驶杆，机头慢慢抬至45度仰角。到达1200米高度时，杨国祥用力按下投弹电钮，并调转机头往回飞。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预想之中的剧烈轰鸣并没有响起，万里长空一片寂静。杨国祥迅速检查了所有电门开关，确认操作没有任何错误，于是急忙报告：“天山，天山！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地面没有犹豫，立刻做出指示：“同意应急投！”

杨国祥驾机绕了一个8字，重新校正航线，按预定程序进行应急投……可氢弹依然停留在弹仓里，纹丝不动。事态紧急，地面指挥部迅速打电话到北京。周总理指示：“不要紧张，再投一次。”杨国祥按照超应急投弹方式，又进行了一次投弹，还是没有成功。

杨国祥脑门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他看了一下油料表，飞机最多还能飞行不到40分钟，已经不允许再次进行投弹尝试了。怎么办？

事先已经有了投弹不成功的预案。杨国祥脑海里闪过了三套方案：首先是跳伞，这对杨国祥来说是最安全的，但是跳伞后飞机失去控制，谁也不能保证它会飞向哪里，对周边的人员和设施都是极大的威胁；其次是驾机冲向安全投弹区的沙漠，但这样一来科学家们耗费的心血将荡然无存，既无法收集相关数据，也不能弄清投不出去的原因；最后是带弹着陆，这是一颗能摧毁一座中型城市的氢弹，虽然有锁死装置控制氢弹，但在连续投弹失败的情况下，谁也无法保证锁死装置一定生效，一旦氢弹脱落，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氢弹着陆，从无先例。当时世界各国大多有“禁止带弹着陆的规定”，我国空军安全条例也有此规定。因为在航空史上，曾经发生过带弹着陆的飞机炸弹掉到跑道上，或者着陆时摔在跑道上，引起炸弹爆炸的情况。不仅炸毁了机组人员、飞机、跑道，甚至殃及机场的全部人员和设施。美国的B-52轰炸机对越南进行地毯式轰炸后，未投出的炸弹绝不允许带回，而要丢到海洋里。杨国祥的飞机上装的是比普通炸弹威力不知大多少倍的氢弹，一半埋在机肚里，一半露在机肚下，落地稍有不慎，弹跳过猛，就有可能酿成弥天大祸。

杨国祥最终还是做了决定，“请求带弹着陆。”他认为，只要发挥自己的技术，轻着落，减少震动，很有可能会避免爆炸。

国防科委把情况报告周总理后，收到指示：“由现场人员临机决断，怎么安全怎么办，情况紧急，不能由北京决定了。”朱光亚与杨焕民交换意见后，认为事前已经准备好载弹着陆的各项试验，应该能确保安全，于是共同作出决定：“同意杨国祥意见，带弹返航着陆。”杨焕民要求，地面人员除塔台指挥宋占元及空军派驻马兰机场负责核试验的轰炸机处处长唐志敏外，全员撤离。

宋占元坚持在塔台上指挥。他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处置过二十多次突发情况。他呼叫杨国祥：“机场天气很好，你要沉着、冷静，再检查一下挂钩是否锁死，一定要保证一次落地成功。”杨国祥回答：“明白！”他先按下按钮，把氢弹锁死，保证着陆时不掉弹；随后关掉不必要的电门开关，飞机在3000米高度的空中，以时速900公里的速度带着氢弹返航。当周总理得知飞机正在带弹返航时，又指示：“要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一定要确保飞机安全着陆。”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杨国祥确认了降落应准备的事项，缓慢下降。他按照塔台指挥员的口令，准确地完成每一个动作，不允许出现哪怕一点点差错。飞机距离地面600米时，杨国祥稍稍拉起机头，慢慢减速。飞机距离地面6米时，他缓慢地向后拉杆，使飞机头部轻微仰起，对准跑道缓缓降落。距离地面1米时，飞机开始平飘。飞机接触地面的一瞬间，杨国祥果断放出最大的阻力伞。飞机滑行到跑道尽头的消洗处稳稳停了下来，安然无恙。杨国祥长长舒了口气。

机场上空无一人，由于没有扶梯，杨国祥没法下来，只好端坐在机舱内。宋占元过来问：“你怎么还不下来？”“报告，我下不来。”“你不会爬到飞机翅膀上跳下来？”杨国祥这才从飞机上下来。当周总理得知落地平安后，表示嘉奖：“处置得当，很好，感谢核试验现场的同志们。这是我国科学史一个奇迹，要认真总结经验。”

飞机平稳落地，但科研人员心情并不轻松。核弹之所以没有顺利投下，最大的毛病可能出在推脱装置上。至于为什么出现毛病，还要经过细致的检验才能说清楚。

带弹着陆的次日，1971年的最后一天，各路专家在西安机场汇合，次日清晨飞向马兰。他们详细检查了投弹系统，没有发现问题，又对其他疑点一个个地分析测试，都排除掉了，最后在燃爆管的引火帽上发现了微小变化。原来，一个军械主任出于好心，将挂弹架上一处关键部位的螺丝多拧了一下，造成了推脱装置的薄膜破裂，电路短路，而事后又没有进行阻值测量，以至于任凭飞行员怎么操作，氢弹都投不出去。问题总算调查清楚了，可投掷核弹失败，给所有人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要不要继续核试验呢？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里，争论不休。周总理提出，要听听主飞行员的意见。1972年1月3日，杨焕民向杨国祥传达总理的指示。杨国祥沉思了片刻，说：“科学试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现在出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反复验证很可靠，完全可以再次进行试验。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命令了。”会议最终确认，再次进行氢弹投掷实验。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签发了核试验领导小组关于三次甩弹未能成功的原因及改进措施的方案，并请示了重新进行核试验任务的时间。周总理批复同意。

1972年1月7日，核试验基地再次进入一级戒备状态。可惜天公不作美，中午天气骤变，漫天雪花飞舞，风沙呼啸而来，厚厚的云层覆盖着机场。杨国祥回忆，“杨焕民司令说，老杨，这个天气行不行啊？下着大雪。我说，杨司令，下刀子也得干呀，你放心，我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

中午12时30分，宋占元下达了命令，杨国祥驾机起飞。在距离靶标中心还有9.5公里时，杨国祥迅速完成一系列的驾驶动作：转弯，加速，打开时统开关，拉起机头上仰45度，飞快地按下投掷氢弹电钮，飞机顿时一阵剧烈震动。杨国祥知道，氢弹已经被顺利抛出了机舱。他掉转机头，戴好防毒面罩，关闭座舱防护罩，高速飞向安全区。氢弹在投出后第32秒准时精确自动爆炸。一道强光闪过，隆隆巨响直冲九霄，一朵灰黑色的蘑菇云冉冉升起。

雪越下越大，能见度越来越差。杨国祥沉着冷静，凭着优秀的驾驶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安全着陆。现场锣鼓喧天，庆祝着这一伟大的时刻。所有人都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杨国祥完成了前后两次独一无二的壮举，无愧于“彝族之鹰”的称号，荣膺一等功。

不过，由于杨国祥参与的是绝密工程。按照保密规定，所有参与人员看到的、听到的只能“看在眼睛里，记在脑子里，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壮举无人知晓。为了保密，国家也未能授予杨国祥任何英雄称号。

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杨国祥升任代理师长，率部开赴前线作战。1980年，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杨国祥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主管作战和训练任务。直到多年后，杨国祥的事迹逐渐揭秘，人们才了解了他的壮举。198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强-5超音速战斗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杨国祥同时荣获特等奖。2017年12月12日，中国首颗实战氢弹投掷英雄杨国祥纪念碑在昆明揭碑。杨国祥所驾驶的那架强-5战机，被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铭牌上写着：“彝族飞行团长杨国祥驾驶投掷第一颗氢弹核武器飞机”。

本文综合摘编自人民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