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898记者周明、通讯员丁宁宁报道：

日前，《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下称《意见》或“20+8政策”）正式发布。《意见》提出，到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超过1.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培育一批具有产业生态主导力的优质龙头企业，推动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打造一批现代化先进制造业园区和世界级“灯塔工厂”，形成一批引领型新兴产业集群。

“20+8政策”体现了深圳现有的产业基础与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也反映出深圳近年来前瞻布局科学研究机构、教育机构等方面的进展，如前几年开始布局的合成生物等产业已具备较好基础，未来有望实现快速增长。

该政策对于深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深圳市该如何加快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成为亟需探讨的主题。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药学院讲席教授、院长陈有海接受深圳市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协会会长何询的专题访谈，围绕“如何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访谈回顾——

何询：恭喜陈教授当选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fellow，这是美国医学和生物工程技术领域的最高学术荣誉。基于此，您认为我国学者应该如何提升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陈有海：

美国有很多科学组织，或者说学术团体，这个是医学与生物工程领域的一个学术组织，和美国科学院有关，是一个民间的学术组织。学术组织的目的是想推动某一个学科或者某一个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各个不同的团体联合起来。

那fellow的任务是什么？fellow就是授予在这个领域排行前2%的top scientists，当选以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这个组织、帮助这个团体更快地实现它的目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和社会、政府联系起来，即每年组织很多的活动，包括让美国议会的议员去参观大学，或者参观公司，相当于就是做一些科普性的工作。

我觉得科学技术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一般的老百姓，包括很多官员，可能都不是很熟悉，我们科学家的任务，也是科学组织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让大众了解我们这个领域、我们这个行业的价值，以及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社会、政府能够重视我们行业，我们才能和世界上的竞争对手去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有政策的支持，有社会的支持，我们这个行业就更容易成功。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生物医药或者是生物技术这个行业，相对其他行业来说是比较新的，特别是相对于IT领域，生物产业领域是比较新兴的，在这个领域里有很多潜在的机会还没有被开发，很多新的产品或服务、新的管线在等待我们去发掘。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市政府、区政府都已经看到并开始重视这个领域。

生物产业这个领域就像十年以前的IT领域，是非常值得投入的一个新兴领域，现在政府层面已经意识到生物技术是下一个最有突破、最有潜力、最值得投入的一个领域，我觉得这对我们做生物产业的这些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技术领域太新了，包括欧美这些国家，大家都在摸索、在研究。这个阶段会有很多新的产品、新的经济模式问世，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我们能够在这个阶段，依托举国上下的新政策支持，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抓住了这个机遇，抓住了这个时机。

何询：免疫应答的调节、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新免疫检查点药物方面的最新研究情况？

陈有海：

生物制药方面，免疫治疗是其中一个很大的板块。最近两年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有一个新的抗癌神药，被老百姓称为K药，英文名为Keytruda，现在对很多的晚期癌症病人来说，K药可能是唯一的希望。这个药物是一种抗体免疫药物，对于已经试过其他治疗手段而病情仍旧继续恶化的病人来说，如果用了这个药，病情有可能会得到缓解，甚至可以多活很多年。

近年来，有两位科学家因为研究K药而获得诺贝尔奖，这个药的象征意义很大，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治疗癌症的方法。以前我们都说癌症治疗就是靠化疗、放疗和手术，这是三个重要的治疗手段，现在有一种新的方法叫做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就像生物经济一样，它是一个新兴的赛道，一个新兴的产业。

尽管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20%的病人身上有很好的药效，但是对其他大概80%的癌症病人来说效果很差。原因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检查点，这个药物就是检查点药物，如何让癌症免疫系统强壮起来，需要突破好几个关卡，其中有一个关卡就是K药针对的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关卡，如果这些关卡突破不了的话，抗癌免疫力还是有限的。

髓系免疫检查点是个相对比较专业的概念，除了上面讲的那个检查点之外，我在宾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发现了一个新的免疫检查点，类似于刚才说的K药针对的那个检查点，但它是一个不同的检查点。你可以这样想象，就是在公路上有很多的检查点，你要通过好多关卡才能到达你想要去的城市。刚才说的上市的K药是针对的一个关卡，如果在那里卡住了，你就到不了你想去的那个城市。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关卡，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新的关卡，和原来的关卡完全不一样，如果把这个关卡阻断，抗肿瘤免疫也可以增强，所以我们现在研究的药物就是把这个新的关卡给阻断了，这样我们的免疫力就可以增强。

目前我们的研究还在临床前阶段，还在进行小鼠动物实验阶段测试，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人体临床实验，看它是不是像我们以前检测其他的检查点一样可以有效地治疗病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新的方向。

何询：未来药学领域人才培养的理念是怎么样的？哪类药学人才最为稀缺？

陈有海：

我回国之前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中美在生物产业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生物医药是一个新兴产业，大部分国家都刚刚涉足，刚刚进入这个赛道，但是总体来说，中西方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国家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但是，生物制药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我们只有美国的1/4。所以，现在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企业，都遇到同样一个问题，都认为最紧缺的资源不是资金也不是场地，而是人才。

人才，对每一个企业，对每一个赛道来说都是重中之重的资源。我在美国时也有同样的感受，包括在美国的一流大学、一流公司，他们最愁的也是人才的稀缺，我们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很多原创性发现、发明，都需要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环境。生物制药产业生态链有上游、中游、下游几个环节。每个环节最稀缺的资源都是人才，就是缺少真正精通每个环节的专业人员。生物制药是一个科技密集型产业，能最快推动这个产业发展的是那些原创型的理论或技术新突破，很多都和诺奖或者其他知名奖项有关。

目前，全球在生物制药领域遇到的最大的瓶颈是高端人才的稀缺，这也是我回国建药学院的原因。

几年前，我和深圳先进院樊建平院长在美国交流时谈到我们国家现在最紧缺的资源之一就是人才，特别是生物制药这个领域的人才，我回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深理工建一个药学院。我们在筹备阶段招了十几位国际知名的PI（独立研究员），包括一些国外的院士，他们都是行业的领军人士。

传统的大学注重创新型人才的教育和知识的传授，不太注重创业技能方面的培育。宾大有个特殊的环境，它有个沃顿商学院，商学院支持学生创业，有很多创业人才培养的项目，其中我在医学院的一些学生就会参与到这些项目中，能既学创业，也学创新。创业、创新，往往是在两个学院里面教授，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创业型的学习往往是在business school，创新型的学习一般是在传统的教育体系，比如在医学院或药学院。

现在，我们深理工一个很重要的人才培养计划就是要把创业和创新合在一起，期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既具备创新的能力，同时也具备创业的素质，这样我们可以把知识尽快地转化成产品，或者转化成一些服务的项目。现在很多行业，包括生物制药行业急缺这类人才，这种具有双重能力的人才叫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既有创新，也有创业的学习经历。这是我们要建深理工药学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何询：如何加快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研发成果价值最大化？如何加强深圳市产学研医合作，以促进深圳市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

陈有海：

人才培养非常重要，另外一个也非常重要的就是生态环境。刚才提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很重要，人才培养需要一个环境，需要一个生态，或者需要一个文化，这恰恰是现在很多国家都欠缺的，我们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包括政策的因素、传统的文化因素，以及现在的一些社会因素。总的来说，就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环境，或者一个文化、一个生态，让科学家来了以后，能够真正地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做他最擅长的事情，不论是发现新的知识，或者是发明一些新的技术，或者是研发一些新的产品，必须让他静下心来慢慢地去研究。

我觉得这个生态非常重要，我们的政府、社会和学校的管理机构要重视原创性研究所需要的环境条件。这个世界变化非常得快，现在正处在百年不遇的一次大变局，当今世界“技术战”已经愈演愈烈，一个国家如果想当第一，除了坚持原始创新，没有第二个选项。只有自己发掘获得原创知识或者技术以后，才能够立于世界科技之巅。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第一的话，必须从源头创新开始。从源头创新开始，就必须要形成这样一种文化，要崇拜、支持这种原创性、创新型工作。这就需要科学家静下心来，做开拓性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做起来，很多时候需要很长时间的投入，需要摒弃杂念。现在我们周围的环境有很多浮躁的因素，可能不利于原创工作的开展。所以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变，从政策角度来讲，我们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顶层设计的能力，只要国家认为这件事情重要，国家可以举国之力去整合资源，去攻关、去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一直质疑中国，认为中国是用自己整个社会资源去资助某些产业，然后和美国竞争，美国认为这样竞争不公平。这绝对是谎话，因为美国也有很多政府资助的项目，除了军工行业外，生物制药行业方面美国也有很多专项资助的项目，包括有一个国家项目叫small business grant，就是专门给还没有成立公司，或者想要成立公司的初创团队提供政府资助，政府不要你的股份，也不要你的回报，就是给你钱，让你去做原创性的探索和开发，政府知道可能你的前两个实验或者产品会失败，但是，政府就给你这个机会，给你这些资源去做。

所以，我们创新生态建设或者文化建设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策的支撑。再一个是资本支持方面，特别是政府或是有国资背景的基金。我们在交流中发现，他们虽然对项目认可，但大多数还是偏向于作为跟投方进入项目，而不会选择作为领投方，这就完全背离了政府基金引导的作用。

美国在这一点上值得参考借鉴的经验就是政府基金应该能承受或者承担更多的风险，因为风投本身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原创性的东西就是有的会成功、有的会失败。但如果我们的基数够大，像美国那些大公司，做的全是原创性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仿制药风险相对低，但是回报也很低。

所以大公司就敢承担这种风险，因为储备了多个管线，即使有一个管线不行，另外一个会起来的，所以这个风险是可以承受的。如果基数大了，公司大了，或者有政府在后边支持，这些风险都是可以承担的。相反，如果我们不敢承担这种风险，不敢投这种有风险的早期项目的话，我们永远也做不出原创性的东西。

简而言之，一个是政策方面，我们可以作一些调整，遵循原创性工作的特殊规律；另一个是资金方面，特别是政府基金，可以设立专项的基金去支持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初创型项目，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的生态。

何询：创新药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行业组织应如何助推生物产业发展？在新阶段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有何建议？

陈有海：

正如刚才说的，我们正处在百年不遇的变局中，是风险，也是机遇。生物制药板块，包括整个生物经济板块，基本上各国政府都已经意识到是一个新兴产业。现在美国GDP25%的贡献来自于生物技术相关产业，我们国家现在才10%左右。目前，好多疾病还不能完全治愈，但每个人都想活到200岁。所以，生物医药市场是非常大的，这个行业未来在GDP中的占比也会越来越大。这个机遇，每个人都看到了。

近期在金融方面，最近股市的变化，我倒觉得是件好事，这是个洗盘的机会，因为好多公司目前的估值可能是真高了，借这个机会，可以把真正有实力的一些公司、有长期发展基础的一些公司选出来。因为资源相对来说是有限的，还是应该把更多资源放在这种有实力的公司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是非常有前途的，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因为生物制药产品其实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作为行业组织可能更多的要去做一些科普性的东西，要与社会和政府多一些沟通，让大家能够真正地理解或者真正地认同这个产业的价值和前景。另外也很重要的就是，现在深圳的生物产业，包括我们整个国家的生物产业体量，相比欧美还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机制，将我们这些做生物制药的公司或者单位互相联合起来，一定要抱团作为一个整体，信息互通有无，实现资源、技术共享，这样才能够真正地提升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力。

我们现在竞争的对手不光是长三角地区，更多的可能是国外大生物经济区，包括美国和欧洲的生物谷。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小体量的团体，作为一个比较新的团体，必须联合起来，必须加强合作，我觉得这应是协会很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让深圳市的生物企业和科研单位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沟通交流，联合攻关做一些大项目，让大家作为一个整体更快地发展前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