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救一命，即救全世界。”一位在二战中获救的犹太人把这句犹太法典上的希伯来经文刻在一枚金戒指上，送给了救命恩人辛德勒。在那场残酷的战争中，辛德勒的形象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实际上，人间从不乏维持正义者，瑞典的劳尔·瓦伦堡便是其中之一。有人估计，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劳尔成功救下了2万至1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他因此被称为“瑞典辛德勒”。

1944年秋，一辆载满犹太人的火车正准备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开往波兰奥斯威辛，这名年轻的瑞典外交官不顾纳粹士兵鸣枪示警，冒着生命危险爬上火车，将一大摞证件发给了车上的犹太人。正是这些“保护护照”挽救了全车犹太人的性命。然而，劳尔的结局令人唏嘘。1945年1月17日，他离奇失踪，至今杳无音讯。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瑞典辛德勒”的生死之谜》。

2016年，曾在纳粹大屠杀中救下至少2万匈牙利犹太人的二战英雄劳尔·瓦伦堡在神秘失踪71年后，最终被瑞典官方正式认定已经死亡。这位1912年出生的前瑞典外交官据称在1945年被苏联当局逮捕后死于狱中，但死亡的时间、原因和细节仍然是谜，其遗体从未回到家人的手中。

据美联社报道，长久以来，在瑞典政府放弃他生还的希望后，瓦伦堡就被认定为失踪人口。瑞典《快报》2016年10月31日的报道说，瓦伦堡已被官宣死亡，在该国记录人口出生和死亡的瑞典税务局证实了这一说法。瑞典税务局法务部门负责人皮娅·古斯塔夫森表示，该局于10月26日做出了这一官方决定。古斯塔夫森说，官方宣布的死亡时间按照默认规则定在1952年7月31日。

作为二战时中立国瑞典驻布达佩斯的特使，劳尔·瓦伦堡于1944年被派往匈牙利。在任期间，他签发“保护护照”，在匈牙利租购房屋，用于为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提供庇护。

1945年1月，苏联红军开进被纳粹占领的布达佩斯，召唤瑞典驻匈牙利外交人员前往其司令部。1月17日，计划与苏军接触讨论犹太人安保问题的瓦伦堡疑因被认为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拘留。德国历史学家苏珊·博格说：“作为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手持外交护照的他本以为自己会足够安全。”有人认为，他被怀疑受到美国资助，从事美国间谍活动；甚至有人认为，他救人的活动是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为战后谈判所作的一种伪装。

早在二战前夕，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便已明目张胆，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及其占领区，形成了冲击全球的犹太难民潮。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人道主义灾难，欧美各国本来可以施以援手，但却没有采取实际援救行动。不少国家甚至严格限制难民进入。

1938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与会国家都对犹太难民表示同情，但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这次会议只是“文明政府用以掩盖它们无能为力的门面”。美国当时已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却对犹太难民进入实行严格限制。1939年5月，美国政府将载有900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轮船拒之门外，其中大多数人被迫返回欧洲后遭到杀害。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1941年，美国国会又拒绝了接纳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使欧美国家的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为了迎合这股思潮，各国政府采取了拒移民和难民于门外的政策。不过，广大民众、社团组织、慈善机构乃至不少基层官员都对犹太难民非常同情，想方设法救助他们。

国际红十字会一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难民。瑞士接纳了3万名犹太人。西班牙接收了一些犹太难民，并把他们送往美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各接收了一些“圣路易斯”号上的犹太难民。一些外交官也凭着良知，对犹太人伸出援手。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是最早以发放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他颁发的签证使数千名犹太难民前往上海。日本驻立陶宛的领事杉原千亩给数千名波兰和立陶宛犹太难民签发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使他们得以幸免于难。

二战时期，匈牙利作为奥匈帝国分裂后遗存的国家，与曾经的盟友德国一直走得很近。但作为一个小国，匈牙利政府更多的是虚与委蛇，左右逢源，对于生活在境内的犹太人，并没有采取过多的迫害行动。匈牙利的这一态度一直让纳粹德国十分不满，多次在公开场合予以指责。不过，出于拉拢盟友的目的，德国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1943年，盟军登陆意大利，德军在欧洲战场上开始出现败像，匈牙利国内开始出现了反德的倾向。1944年，穷途末路的德国法西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元气大伤。匈牙利看出了德国的脆弱，提出要分道扬镳。暴怒的希特勒立即撕下了温情的面具，将矛头对准匈牙利，以指责其“背叛”德国为由，出兵占领了匈牙利。对生活在匈牙利的犹太人来说，无疑意味着灾难来临。

1944年4月初，负责犹太事务的纳粹盖世太保艾希曼制订了计划，要将匈牙利的犹太人送去奥斯维辛，三分之一充当劳工，其余的则在毒气室里处死。从5月15日至7月8日，共有44万名犹太人被运走，大部分被送进集中营，其余的也被集中在布达佩斯，等待下一批火车。

同年，在美国犹太人的争取下，美国总统罗斯福成立了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以营救遭到纳粹迫害的欧洲犹太人。作为中立国的瑞典同意了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的要求，开始利用该国在布达佩斯的外交机构营救匈牙利犹太人。瑞典外交部、美国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及世界犹太人大会经过商议，认为要派遣一位瑞典人负责解救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他必须与匈牙利关系密切，通晓匈牙利语，而且不排斥犹太人。32岁的劳尔·瓦伦堡临危受命，成为解救计划的执行人。

1944年7月，劳尔抵达布达佩斯时，这座城市已经陷入疯狂。纳粹分子和反犹太主义者在街上随机拦下路人，检查是否是犹太人，从而进行迫害。那时正值纳粹德国实施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约20万犹太人即将在短期内被解决，解救工作刻不容缓。

劳尔被任命为瑞典驻匈牙利使馆一等秘书。这个职位只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参赞，不过由于他身负的特殊使命，其权力远大于此。劳尔并不直接听命于大使。他的手下有一支特别行动小组。而他本人则有权跟瑞典国王联系。由于瑞典在二战时是中立国，纳粹需要从瑞典购买很多战略性物资，因此不太愿意得罪瑞典。劳尔凭借瑞典外交官这个身份，在布达佩斯大展拳脚，让纳粹不得不对拯救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劳尔抵达布达佩斯前，瑞典大使馆已经开始向犹太人发放一种特殊证件。到任后，劳尔重新设计了证件，加盖了瑞典国旗、王室徽章和官方印章，使其看上去更为正式。这就是保护了数万名犹太人的“保护护照”。这种证件虽然不是正式的官方证件，但纳粹当局鉴于和瑞典的友好关系，承认其作为瑞典护照的效力。持有此护照的人将被视为瑞典公民，可以离开匈牙利，前往其他国家。

在解救任务最紧张的10月，保护护照已经来不及做得太精细，一纸油印件加上劳尔的个人签名就是一份护照。在战乱的日子里，这种油印件竟然也行得通。据官方记录，劳尔说服当局，允许他发放5000份保护护照。但根据国际瓦伦堡基金会的统计，劳尔实际发放的护照数量超过官方记录的三倍以上。后来有人估计，他发放的护照至少有2万份，最多可能达10万份。

有一次，上千名犹太人被赶上火车，准备被运往奥斯维辛。劳尔闻讯赶来，不顾纳粹士兵鸣枪警告，爬上火车，把证件发放给车上的犹太人。有目击者回忆：“他爬上火车车顶，透过尚未被封死的窗户，向车里的人分发保护通行证。德国人命令他下来，可是他全然不为所动……发完护照后，他让所有拿到护照的犹太人下车，走向附近停着的大篷车，这些车都喷成瑞典国旗的颜色。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他的确拯救了好几火车犹太人的性命。”

除了发放护照，劳尔还在布达佩斯各处购买、租借了数十所房屋，在屋外挂上瑞典国旗，显示此地属于瑞典使馆保护区。至少有1.5万名犹太人曾住在这些安全屋内，免遭毒手。此外，劳尔还采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用重金贿赂布达佩斯的纳粹官员，使其承认瑞典外交领地的存在；设立了自己的间谍网，以掌握布达佩斯警方和匈牙利法西斯政党的动向。

劳尔一边收买纳粹官员，一边给那些死硬的纳粹分子写恐吓信，让他们认清形势，否则必将遭到报复。1944年，纳粹已经在各条战线上转入防御，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纳粹治下的老百姓可能不了解局势，那些高官则清楚得很。有一次，德军驻匈牙利司令施密特·许贝尔准备清洗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聚居区“隔都”。劳尔派人送来一封恐吓信，警告他如果下令执行这个计划，战后定会被送上正义的绞架。施密特·许贝尔看到纳粹的帝国梦行将破灭，败局已定，为给自己留条后路，便放弃了执行该计划的打算。

纳粹官员对劳尔的举动极为不满，一度打算暗杀他。但他多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的盖世太保艾希曼曾在1944年秋天制造车祸，试图暗杀劳尔。但事发时劳尔并不在车上，因此逃过了一劫。

就这样，在劳尔的利诱威逼下，纳粹官员没有干涉他的救人行动，使数万犹太人逃出生天。跟其他救助犹太人的义士相比，劳尔的行为最为大胆，救助的人数也最多。史料记载，苏军攻入布达佩斯时，仍有9.7万名犹太人生活在该市的两个“隔都”中。加上在匈牙利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总计约12万人。据此估计，说劳尔至少挽救了10万犹太人的生命，当不为过。

那么，他是如何顶着纳粹压力做到这些的呢？除了他本人的英勇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出身于瑞典一个富有且显赫的家族——瓦伦堡家族。瓦伦堡家族被称为瑞典的无冕之王，在该国的经济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至今仍能与美国的洛克菲勒和摩根等家族财团媲美。当时，瓦伦堡家族清醒地看到了德国的衰败，此时帮助犹太人，无疑将扩大整个家族在商业及政治上的影响力。

18世纪中叶，当瓦伦堡家族的开山鼻祖把自己的姓氏从“瓦尔堡”改成“瓦伦堡”时，肯定预想不到，这个姓氏会在以后200多年里不断地书写传奇。瓦伦堡家族真正展现大家风范，则以安德烈·奥斯卡·瓦伦堡创办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为起点。1846年，水手出身的安德烈独具慧眼，看中造船、航运业的发展前景，于是投资蒸汽船，专门在横贯瑞典东西海岸的约塔运河从事航运，挣了一大笔钱，为瓦伦堡家族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19世纪50年代，瑞典的金融业不许私人经营，但工业化浪潮的兴起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安德烈说服议会，于1856年成立了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即现在瑞典第三大银行——北欧斯安银行SEB的前身。在瑞典工业化发展的初始阶段，这家银行为那些急需资金的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财务支持。正因为有了SEB的金融实力和工业实体的支持，瑞典才得以晋身发达国家之列。

通常情况下，很少有家族企业能连续繁荣三代以上。但幸运的是，瓦伦堡家族的每一代人都对再造家族事业做出创新。安德烈去世后，儿子纳特·瓦伦堡和马库斯·瓦伦堡先后执掌家族事务，承担起重组家族企业的重任。

1916年，瑞典政府实行了公司制改革，立法限制银行持有工业公司长期股份。马库斯当即成立了银瑞达投资公司，将银行原持有的各大公司股份全部转入新公司。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欧美经济大萧条时期，三分之一的瑞典公司倒闭。瓦伦堡家族的第二代掌门纳特和马库斯，不仅没有畏缩不前，反而精挑细选，以极其低廉的成本收购了一些暂时亏损但颇具发展潜力的公司。银瑞达今时今日的局面，便在这个时期打下了基础。

到二战时，瓦伦堡家族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他们生存在社交界的顶层，是瑞典王室之外的第一大望族，掌控着瑞典经济的半壁江山，金融、银行、机械、运输、军火无不涉足，与英、法、德、匈等国的政界、金融界有着很深的关系。以致于瑞典人戏称：“瓦家跺跺脚，瑞典摇一摇。”如果能有机会到瓦伦堡家的别墅参加晚宴，就像到国王家做客一样荣耀。

如今，全球电信巨头爱立信、白色家电制造商伊莱克斯、机械设备巨擘ABB公司、世界第三大制药集团阿斯利康、全球最大园林机械设备制造商富世华、世界领先的飞机及汽车制造商萨博、北欧最大的航空公司北欧航空……知道这些著名跨国公司的人不少，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大公司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身影，那便是掌控北欧最大财团银瑞达的瓦伦堡家族。

劳尔·瓦伦堡于1912年8月4日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显赫的家世使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高中毕业服完兵役后，劳尔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建筑专业。毕业后，劳尔回到了瑞典，成了一名商人。他先后在现在的以色列、瑞典和匈牙利经商。从那时起，他就与犹太人、匈牙利人建立起良好而密切的关系。

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二战爆发了。这一时期，西欧各国在纳粹的强大武力下相继沦陷。在沦陷地区，犹太人受到了惨绝人寰的对待。就在这时，美国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找到了时年33岁的劳尔，请求劳尔利用自己瓦伦堡家族子弟的便利，设法取得瑞典的外交家身份，到已经被德国攻占的匈牙利，去拯救即将遭到杀害的犹太人。当时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劳尔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下来。

1945年1月15日，苏军占领了布达佩斯，犹太人的命运暂时得以好转，劳尔本人却厄运降临。1945年1月17日，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劳尔的日子。当天，劳尔和他的司机拉菲尔德驾车前往布达佩斯以东190公里之外的匈牙利东部城市德布勒森。他原计划是与匈牙利的过渡政府会谈。还有历史学家认为，他打算与苏联红军见面，讨论犹太人安全屋的安保问题。从此，劳尔和司机一起消失，家人再也没见过他们。目击者称，他最后与苏军军官在一起。

劳尔失踪后，其家族从未停止过对他的营救。瑞典政府不断照会苏联，进行询问。起初，苏联方面否认诱捕劳尔，表示不知道他的下落，声称他可能在苏军进攻布达佩斯时丧生。但有确凿人证的瑞典政府和瓦伦堡家族哪里肯放过，向苏联要人的交涉一直没有中断。

让劳尔的家人和历史学家们费解的事情发生在1946年，当时瑞典驻苏联大使瑟德布洛姆与斯大林进行过一次面谈。斯大林特意为这次面谈留出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面谈中，本应该询问劳尔下落的瑟德布洛姆没有提出任何质疑，而是称，他认为劳尔可能因为事故死在了布达佩斯，苏联可能并不知情。

最终，这次原计划一个小时的面谈只用了5分钟就宣告结束。劳尔的家人因此对瑞典当局表示了不满，指责政府“都没有尝试通过交换俘虏，把劳尔换回来”，而是直接“认为他死了”。还有历史学家推断，斯大林最开始可能是想用劳尔作为筹码，和瑞典商量贷款或者其他经济方面的交易。当他发现瑞典可能根本不需要劳尔的时候，劳尔就成了一颗“弃子”。

1957年，苏联才发表声明说，劳尔已于1947年7月17日因心脏衰竭死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这里是苏联克格勃总部所在地。至于关押他的原因，苏联没有给出解释。有人认为，苏联怀疑劳尔是美国间谋，因而将其逮捕。由于苏联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劳尔死亡的直接证明。因此，他是死是活，仍然是个谜。

有大量未经证实的证人证言宣称，在这一死期之后见过劳尔。1955年，一位名为德莫尔的意大利外交官被苏联释放。他说当时劳尔和他关押在同一所监狱里，他们还以在牢房的墙壁上敲击莫尔斯电码的方法建立了联系。另一位获释的英国商人及间谍格雷维尔·温说，他在卢比扬卡监狱曾经遇到过一个大喊“我是瑞典人”的犯人，极有可能就是劳尔。波兰犹太人卡林斯基在获准从苏联移居以色列后曾表示，在被苏联监禁期间，他曾三次见过这位瑞典人，最后一次是1959年10月在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监狱里。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消息说，劳尔还活着。斯德哥尔摩国际法庭上列举的证据表明，1980年劳尔仍然在世，当时他被监禁在列宁格勒的一座监狱里。1982年，瑞典政府就这一事件公布了长达13000页的详细文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澄清。如此一位在二战中功绩非凡的外交官竟然离奇失踪，再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才再次发布了关于劳尔之死的声明。俄罗斯政府称：1947年，当时的苏联政府认为劳尔犯了间谍罪，将其处以死刑。俄罗斯与瑞典一同重新审查了该案，不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似乎并不配合。他们对有待披露的档案进行审查，也按下了一些文件不发。劳尔·瓦伦堡国际委员会成员、历史学家瓦蒂姆·贝尔斯坦说：“有时我们要求一些文件，但拿到的是经过涂抹的副本；有时他们根本不搭理我们。经常有种感觉，除了一些痴迷的研究者，没什么人想找出真相。”

有证据显示，劳尔是在狱中被处决的。前克格勃负责人伊万·谢罗夫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劳尔是被杀害的。接任谢罗夫的维克多·阿巴库莫夫曾在1954年的一次审讯中披露，“消灭”劳尔的命令是由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下达的。所谓“消灭”是指，政府特殊部门在没有审讯和定罪的情况下将人处死。

研究人员在2009年获得的卢比扬卡监狱1947年7月22日到23日的拷问记录显示，与劳尔相关的囚犯——包括和他一同被捕的司机拉菲尔德、他的狱友，都在这两天接受了拷问，并在此后被单独关押了数年。此外，研究人员还在档案中发现了一名“7号囚犯”，这名囚犯也在7月23日接受了拷问。克格勃的前档案管理人员认为，这名囚犯很有可能正是劳尔。由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拒绝提供详细资料，至今也无法确认这位神秘的囚犯到底是谁。

为表彰劳尔的功绩，以色列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这是对在大屠杀期间不惜冒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的最高殊荣。很多国家都有纪念劳尔功绩的纪念碑。他在美国、加拿大、匈牙利、澳大利亚和以色列获得了“荣誉公民”称号。2012年7月26日，他还被美国国会授予“国会金质奖章”。

劳尔的结局充满着神秘色彩，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密。劳尔·瓦伦堡国际基金会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公开信，呼吁普京帮忙找到这位瑞典外交官的遗骸，使他能够回到故乡，得到妥善安葬。2017年，劳尔的家人在莫斯科梅香斯基地方法院起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要求提供与劳尔相关的所有原始资料。劳尔的侄女迪普伊表示，“直到我们搞清楚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和为什么之前，我们会继续寻找答案”。

本文综合摘编自界面新闻、《档案春秋》以及腾讯、网易、搜狐。